不可取的老传统。
其实不然，在大唐时期，朝廷开科选士，向来以“策论”作为主攻，文采飞逸者更好，但你的见解独到，才是上上之选，故我才会一开始说道，圣上就当时的时政、农事、民风等问题出题，由考生对答，这就是对策。
譬如:皇帝问你，如何征服西夏，你来提出自己的想法、见解和观点，策论做得好，马上就可以外放做官，或者进入翰林培养。只可惜今人必须才加科考才行。”
唐逸对此非常认同，若是用他现代的目光却看，再同将高考同科考进行对比，不难发现，高考制度一直是以“掉书袋”为中心，考试的内容，无不是以你记住了书里的多少内容作为考试的依据，“论”一直以来，都没有被重视。
反观古代，士子聚会、将官言事、百官奏折、朝廷议政，无不是言来论去，讨论为纲，谈天论地，以见解评高低。唐太宗的贞观之治，也是建立在《贞观政要》诸位官员的经邦论道、极而言之的基础之上，故有“一言兴邦”，正是此理。
古人的策论集子，有论治黄河的，有论养军马，有论财赋税收的，有论办学治军的，当然也有讨论剿、抚夷人这样的实证之事，说的也都是国家大事。
其论也，除了篇篇充满了对人性的分析以及高度的政治智慧，附带着还有一个优点，就是文笔也好得不得了。
古人的策论写得这样好，但是如果把古代的“策论体制”搬到现代来用，不得不承认情况会变得非常糟糕，这样的观点似乎有些矛盾，其实不然，因为古代的文人都是读八股出身，四书五经很熟悉，仁义道德很熟悉，但那班君子除了心中自有一股浩然之“气”直冲脑门子外，一般来说是弄不清黄河几个弯的，也不知道马尾巴有什么用，治学只会教八股，当然还有策论，治军则未必知道一千兵一天吃几百斤米的，而偏偏治黄、养马、教育、国防、外交都是人命关天、国运关天的大事情，听凭这样大言炎炎的书呆子胡闹，自然是会让信息发达的老百姓提心吊胆，放不下心睡不安稳。
有些所谓的砖家，亦是如此。
古人写策论固然有书呆子胡言乱语，今天写策论的难道各个都是诸葛亮重生吗？你大国小民苛古而宽今，是何道理？
其实唐逸也知道，古代的书呆子并不见得比现代的书呆子更蠢，但是古代的策论作家有个现代同行无法比拟的优势，那就是这些前辈们都同时是一种叫做“官”的东西，这些东西写出策论来是要给圣上看，而皇帝看了一高兴，很有可能真的就拿着那张破纸签名盖章，文件下发，用来治黄养马收税练兵了。
结果怎么样？
华夏国历史我们知道，早先好象马马虎虎，后来碰到“策论体制”和我们不一样的西洋夷人，就是那些帝国主义分子，我们就混得有点不太愉快了。
当然，现代社会也不是蛮不讲理的，对以前的士大夫，现在的人文知识分子还是给出路的。出路很多，随便举些例子，您不是识字吗？可以去教小孩们认字；您会作诗写字，那很好，写些东西出来，给老百姓看看，他们现在不但识字而且有钱，老百姓一高兴，您就是着名作家知名诗人，活的无比畅快；您要是会画画，只要画的好，也能卖钱，如果您十分不济，最次您还可以专门研究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成为所谓国学专家，我国的国策大概还要用国家的钱粮养活这类专家若干年，有生之年可保衣食无忧……
士大夫们有这么多金光大道，策论作家们不走，非要坚持写策论，写了帝王家不买，不买也要写；写了没有人当真，不当真也要写，谋国之忠，报国之忱，这是何等可钦可佩的赤子之心啊！
但皇帝不买账，赤子之心也会有冷却之时。
傅院长看似是在讲述策论历史，但唐逸却听出几分弦外之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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