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种证的数量也相差甚远。《离婚证》比《结婚证》的需求量要多得多。离婚成了家常便饭，人们都已经习惯，有些麻木不仁。以前提及离婚，都觉得羞耻，现在提出离婚像是一种时髦，仿佛没有离婚的都有罪。其实，很多人都搞错了，以为导致离婚的因素简单，就是遇到鸡毛蒜皮的小事，也会导致感情破裂。认为离婚是解决难题的最好的方法，没有其他法子可想。这就悲催了。不去尝试，当然没有收获。凡事都要尝试一下，就像小马过河一样，只要过去，就可以，没必要听别人的意见。每个人都有自己定下的目标，会朝着目标前进。
董旭柱在这里傻等也不是办法，再说，鲍娜也知道这件事，说多了不好，万一她知道了，会不会对外说？如果说了，就要影响村评先进。人多嘴杂，还是不说最好。知道的人越少越好。于是，他就出了门，跨上摩托车，离开了这里，然后到东干事家，东干事刚送走了闵县长他们，在办公室不想呆，就回到家里，安静地休息，每天迎来送往的，给村里弄一些项目，显得比较累，身体有些受不了，干脆想办法退休算了，可又怕出乱子，担心没有合适的人来接班，村子搞不好，反而容易弄出麻烦来，毁了他一世英名。坐办公室就是活受罪。一点都不自由。感觉很怪。他还没习惯那样做。文字工作以前做过，很简单。现在复杂多了。就交给凌会计做。他很信赖凌会计。他提出想法，凌会计写好交上去。口头交流是东干事来做。他的口头表达能力很好。几个段子都是反复说的，没问题，经过多次检验，不会犯错，可以通过就拿来使用。凌会计干实事，说话不太注意技巧。文字功夫了得。他们配合得天衣无缝。董旭柱始终是局外人，进不了核心圈子。他也苦恼，董旭柱每每对夫人说起这事，就不免伤感。这也是他的致命伤。公事拿到家里给夫人讲，首先就是不明智的，失策了。然后发埋怨，他妻子本来就对东干事一伙不满，因她出生阶级不同，看不起农民，生在农村长在农村却讨厌农村。这样，她从骨子里不认为自己是农民，对东干事更是看不起。因为东干事是地地道道的农民，一切都是为自己的利益考虑，为村里考虑，出了村，就不管了。这样的人，没有宽广的胸怀，睚眦必报，让她很不爽。她也在董旭柱面前出点馊主意，让董旭柱更坚定了自己的想法，不想听东干事的，东干事当然也在防着他，又要利用他，所以不能得罪他，而且要拉拢他，尽量促进团结，让村里不分裂，不闹内部矛盾，多点团结就少点分裂，少点麻烦，和睦相处。天天解决麻烦，哪里有时间搞发展？这是东干事最担心的问题。加上董旭柱所在的组很不好管，就让董旭柱来管。有事就汇报，没事就不来往。多一事不如少一事。
董旭柱停下摩托车，从上面下来，看到东干事在门口坐着看报纸，他不喜欢看报纸，费眼睛，看电视就行了。电视节目播放过了好几天，报纸才登出来，新闻都变成旧闻了，他不喜欢，于是看看电视就行，今天看报纸，只是觉得墙角堆了一大堆报纸，有些碍眼，拿来看看，锻炼锻炼一下眼睛，看哪些字儿看得清楚，哪些字儿看不清楚。看报也要动脑筋。再说，报上写的内容，都是一些无关紧要的内容。重要的资料没有登报。如果做研究，从报纸上获得的资料很有限。以后报社编辑部会不会关闭尚不得知。
到坡上做事，不算什么，做了一辈子的活儿，人家做啥，跟着学就是了。这些田地，不是他想种的，是他妻子要种的，他妻子的胳膊不太好，做起农活儿来比较费劲儿，他心疼他老婆，只好接过活儿就做，好在除了他年纪大一些之外，手脚都还比较好使，种点田地、养几头猪，不在话下，都还应付得过来。看起来这种生活就是他想要的。真正去城里生活，还真不习惯。主要是活动空间太小，让人感到窒息，或者行动受到限制。东干事是喜欢自由的。思想自由，嘴上还是非常谨慎。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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