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的地步。
而在康熙年间，清王朝逐渐进入到大幅度汉化的时期：
康熙强调兴礼教，在康熙十八年（1679年）下诏说：“盛治之世，余一余三。盖仓廪足而礼教兴，水旱乃可无虞。比闻小民不知积蓄，一逢歉岁，率致流移。夫兴俭化民，食时用礼，惟良有司是赖。”康熙自幼就对儒家学说充满浓厚兴趣，认为“殊觉义理无穷，乐此不倦”[28]。康熙十六年（1677年）十二月，他在御制《日讲四书解义序》中，明确宣布他要将治统与道统合一，以儒家学说（尤其是程朱理学）为治国之本。
他曾举办博学鸿儒科，创建了南书房制度，并亲临曲阜拜谒孔庙。康熙还组织编辑与出版了《康熙字典》、《古今图书集成》、《全唐诗》、《佩文韵府》、《骈字类编》、《子史精华》、《朱子全书》、《大清一统志》、《历象考成》、《数理精蕴》、《康熙永年历法》、《康熙皇舆全览图》等图书、历法和地图。
其中，举办博学鸿儒科可以说是让中华文化得以喘息的一个重要举措。
博学鸿儒是指学问丰富渊博的学者。而博学鸿儒科的意义如下：
清朝制科取士方式之一。清承唐宋旧制，于正常科举考试之外，增设制科取士。有博学鸿儒、经济特科、孝廉方正科等名目。博学鸿儒，又称博学鸿词，亦简作词科或鸿博。鸿始为宏，因避清高宗弘历名讳，改作鸿。康熙十八年（1679）、乾隆元年（1736）曾两度举行。光绪三十四年（1908）虽有重开之议，旋因德宗死，遂告终止。
与试者，不论已仕未仕，皆由在京三品以上官员，在外总督、巡抚等大吏先行荐举，然后汇集京城，统一进行殿廷考试，录取者授翰林院官。
康熙十八年，与试一百四十三人（一说一百五十四人），取五十人。乾隆元年，与试一百九十三人，取十五人。次年补试二十六人，取四人。
无论就得人之盛，还是对一时政局的影响而言，应首推康熙词科。当时天下名士，除顾炎武、黄宗羲等人拒不接受荐举外，其他如朱彝尊、汪琬、毛奇龄、施润章等都应选录取，入翰林院纂修《明史》。这不仅保证了这部史书的编写质量，而且对于消弭汉族士大夫的反满思想，促进满汉统治阶级的进一步合流，都产生了较大影响。而乾隆词科，旨在驱使士人为朝廷装点门面，无非鼓吹承平而已。两科名一却不可同日而语。
而康熙为何被后世学者认为是大力推行汉化的人，其最主要的就是修订了《康熙字典》。
……
《康熙字典》是清代康熙年间出版的图书，作者是张玉书、陈廷敬等，它是在明朝《字汇》、《正字通》两书的基础上加以增订的。该书的编撰工作始于康熙四十九年即公元1710年，成书于康熙五十五年即公元1716年，历时六年，因此书名叫《康熙字典》。
《康熙字典》由总纂官张玉书、陈廷敬主持，修纂官凌绍霄、史夔、周起渭、陈世儒等合力完成。字典采用部首分类法，按笔画排列单字，字典全书分为十二集，以十二地支标识，每集又分为上、中、下三卷，并按韵母、声调以及音节分类排列韵母表及其对应汉字，共收录汉字四万七千零三十五个，为汉字研究的主要参考文献之一。
《康熙字典》是依据明朝《字汇》、《正字通》两书加以增订。对两书错误之处，《康熙字典》还做过一番“辨疑订讹”的功夫。《康熙字典》有这样三个优点：
一、收字相当丰富，在很长一个时期内是我国字数最多的一部字典（直到一九一五年《中华大字典》出版，达四万八千余字，才超过了它）。
二、它以二百一十四个部首分类，并注有反切注音、出处、及参考等，差不多把每一个字的不同音切和不同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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