脱离土地的农民提供足够的生存空间和发展机会。”
“传统小农经济的破败，新兴工人运动的发展，特权垄断资本对社会经济资源的高度管控，以及对特权体制外各阶层上升机会的普遍扼杀，势必成为国内动乱的源泉。于是两国统治阶层又都期望借助军事扩张来向外转移压力，然而战争一旦濒临失败或陷入长期僵持，必将加速小农与小资产阶级的破产，恶化特权体制外各阶层的生存环境，同时反过来加剧特权垄断资本的兼并和扩张。”
“于是在我们那个时空的一九一七年，在蒙受了巨大的损失和痛苦之后，俄国的农民纷纷逃离军队回老家打土豪分田地，工人占领工厂、铁路来争取生活的改善与政治的权利，而很大一部分小资产阶级也抛弃了支撑垄断资本的官僚财阀，争先投身革命以搏取新的上升空间——然而在这其中，构成军队主体的农民是关键因素。”
“与此相对应的是，另一时空的日本早在二十世纪前十年已成为农民占总人口六成的准城市化社会，同一时期的法国为农民占四成的市民优势社会，德国为农民只占三成的市民主体社会，英国和美国。到一九三零年代，日本的城市人口首次超过了农村，达到了法国十九世纪四十到五十年代、以及德国十九世纪六十到七十年代的水平，加上国土面积有限，交通条件便利，农村的经济文化生活已经高度依附于城市，整个国家迅速迈入了市民一元化社会。”
“帝国当前总体的城市化水平远远无法与另一时空的二战日本相比，甚至还不如日俄战争之前的日本，而日本正是在迈向农民五成社会的进程中，摧毁了明治维新以来的藩阀元老政治，扼杀了昙花一现的的大正民主，最终陷入了军部法西斯的暴走深渊。纵然如此，市民一元化的社会，还是保证了日本在经济实力对比悬殊的情况下，以不输于欧美平均水平的总体动员能力，结合长期对外掠夺积累的资本，一度独霸东亚以至太平洋，直至最后被全世界围攻的绝境下，也从来没有面临被自身革命摧毁的危险。”
马丰说到这里，好不容易喘了口气，顾英扬又马不停蹄地冲上来踢馆：“你的意思是，我们其实是放大版的一战俄国，只是因为人口多了几倍，所以实力按比例加强了几倍？”
马丰竖起指头一二三四五：“放大版加金手指版，有黑科技加成，还有教育和组织规则加成，主体民族比例优势加成，等等等等，至少好五倍吧？”
顾英扬鼻子一哼：“别开玩笑了，另一时空的俄国可是响当当的蒸汽压路机，陆军数量世界第一不说，战前的海军造舰计划照规模来看也仅次于英德。德国战前的工业生产也不过比俄国强个两倍半而已，好五倍的话，那就差不多是两个德国了，事实上我们战前的工业生产还略弱于单个德国。”
马丰耐心解释：“我们很大一部分的优势加成并不一定直接体现在战前的工业生产上，更可能体现在战争中整个社会经济体系的持久性与健康性上。为了减轻战争长期化所蓄积的经济和政治压力，我们有必要将更多资源用来培植国力、维持人心，而不是耗费在风险巨大却意义有限的各种远征计划上。再说了，我们可没有沙皇俄国几个世纪对外掠夺积累下来的财富，跟人家老牌帝国主义强盗比，我们还嫩得很，饿得很。”
刘千桦看到顾英扬还在跃跃欲试，果断发话道：“都打住吧，越扯越跑题了，马丰，你就明说了吧，你看完那几份内参，到底想到了什么？”
马丰略带感激地点点头：“帝国的二元体系，其一为五千万到一亿人口的文明开化工商市民社会，其二是四亿到四亿五千万人口的半开化小农社会。”
“前者主要包括各种官办和私营的现代工矿企业、集约化农场以及各种城市服务业、政府机构等，后者主要包括数量庞大的自耕农、乡村合作社、乡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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