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还有其他十名同志。
这个时候，当杜自远和秦东海乘坐的军用运输机，轰鸣着从唐山机场腾空而起时，悠悠往事，像云雾一样淹没了杜自远，让他心中颤抖，难以抑止。
那是一九五五年的二月底，“郑远山案”意外以“失败”告终。杜自远为此郁闷和苦恼，几乎难以自拔。就在这个时候，他接到“向部”的电报，只有四个字：“原地待命！”
一连十几天，他再也没接到“向部”的进一步指示。他只能在香港等待。
在这段时间里，他和楚伯林，与冯顿一起，着手整理台湾各情报系统在香港的详细情况。冯顿对这些情况原来就有一些积累，再加上这一次的详细调查，他几乎掌握了台湾特务的所有情况，包括详细的地址和名单，以及他们隶属的情报机构。
杜自远看着这些地址和名单，心里确实有些吃惊。他没想到，台湾特务已经渗透到香港的各个层面。在香港政府里，在警察、监狱、司法系统里，一直到学校和教会，还有许多公司或社会团体里，都有台湾特务。几乎可以这么说，表面上统治香港的是港英总督府，但实际控制香港的，却是台湾的特务机构。
不久，杜自远通过秘密信使，将这份详细的名单和地址送回北京。
只过了三天，杜自远接到“向部”发来的密电，命令他立刻返回北京。电文是：“你速回京。”杜自远明白，这是叫他独自回京。楚伯林等人，还要继续在香港等待。
就在杜自远抵京的这一天，他参加了唯一一次涉及“星辰”计划的绝密会议。
会议地点就在“向部”的办公室里。参加会议的只有三个人：杜自远、“向部”，和办公室设在中南海里面的陈主任。
会议并不长。陈主任一如既往地用严厉的眼神瞪着杜自远。
杜自远心中恐惧，很担心因为“郑远山案”的失败，他会在这次会议上受到追究。但是，“向部”和陈主任，却一句也未提到“郑远山案”。
陈主任从他的皮包里抽出一份文件，扔到杜自远面前，说：“这是你送回来的！”
杜自远一看，正是他三天前送回北京的密件，其中全部都是台湾特务机关设在香港的机构、据点和人员名单。
他低声说：“是。”心里却非常疑惑。
陈主任仍然瞪着他，严厉地说：“国民党特务，在香港有那么大的力量，我们今后的工作怎么开展！这个问题你想过没有！你想怎么办！怎么解决！”
杜自远目瞪口呆。潜伏在香港的台湾特务，根本不在他的工作范围之内。陈主任却因此责怪他，仿佛是他造成了这么严重的恶果。
但他不敢回答，更不敢反驳，只能默默地坐着，表情僵硬地看着他。
办公室里很安静。窗外的阳光灿烂地照耀着，但杜自远的心里，却是一片灰暗。
陈主任继续斥责说：“总有一天，香港我们是要收回的！但是，香港有那么多的国民党特务，始终和我们捣乱，我们能顺利收回吗！收回以后，我们能够安稳吗！你想没想过这些问题！”
杜自远的心里，更加苦恼了。他仍然不敢说话。
“向部”终于动了一下。他先拍了拍陈主任的手臂，似乎是示意他不要急躁。
之后，他缓缓转向杜自远，轻声说：“自远同志，香港，几乎完全被台湾特务所把持，这个问题非常严重。正如陈主任说的，香港迟早有一天，我们是要收回的。但那是以后的事。但是现在，它几乎是我们唯一的出口和进口。现在这种情况，对我们非常不利。所以，这个问题一定要解决！可能解决起来不容易，但我们一定要逐步采取措施，逐步在香港壮大我们的力量，压缩台湾特务的活动空间。”
杜自远后来才知道，“向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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