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有几个小倭奴敢对付咱们？”
大胡子上士道：“光绪年代长崎的事情可不能忘啊。”
中年水兵道：“忘了又怎样？他们不是让我们打得服服帖帖了吗？”
大胡子上士摇摇头：“谁知道呢……”
水兵们所说“光绪年代的事情”乃是发生在光绪十二年，即西元1886年的中日长崎事件。
这起事件的最初因由乃是时任朝鲜通商大臣的袁世凯于当年七月发给北洋大臣李鸿章的一份报告。报告中提醒朝廷，朝鲜有人谋划联俄防英，国也在觊觎朝鲜东岸元山口外的永兴湾，也就是说，时为中国属国的朝鲜有被国干涉的危险。
李鸿章立即命令北洋水师提督丁汝昌和北洋水师的德国教习琅威理率领“镇远“、“定远”、“济远”、“威远”、“超勇”、“扬威”六艘军舰，前往朝鲜东海岸釜山元山一带巡游，以威慑国，随后还要前往海参崴，接送参加中俄勘界谈判的中方代表吴大澄。
7月21日，丁汝昌和琅威理率舰队抵达元山。8月6日，舰队将吴大澄送到海参崴，留下“超勇”、“扬威”二舰待命，其余四舰则前往日本长崎大修，本国海军的战舰不在本国基地修理，却偏偏要跑到相距不远的日本来修理，显然意味深远。
长崎人对欧美的军舰早已司空见惯，但来自中国的铁甲巨舰却是首次目睹。码头上挤满了看热闹的人群。望着龙旗高扬，威风凛凛的巨舰，市民中交杂着惊叹、羡慕、妒忌、愤懑等复杂的情绪。这些情绪，伴随着日本朝野长期宣传的军国主义思想，最终将酿成一场骚乱事件。
8月13日，中国水兵上岸休假，游逛啊，喝酒啊，**啊，基本上只是在做着当时任何一国水兵在海外休假时肯定会做的事情。
按照英文的《长崎快报》报道，一群喝醉的中国水兵前往长崎一家妓院寻乐，与妓院方面发生纠纷——大约是掀了桌子砸了杯子之类鸡毛蒜皮的小事——于是妓院老板前往警察局报告。一个日本警察赶到，已顺利将纠纷平静，但醉酒的中国水兵并不肯罢休，不久乃有六人前往派出所理论，非常激动，大吵大闹，引起冲突，随即刺伤了一名日本警察，而肇事的水兵也被拘捕，其他水兵皆逃逸。就当日的事件本身而言，并不算什么大事，但由于日本方面偏激的民族情绪作祟，事态很快被扩大了。
15日，北洋舰队方面放假，数百水兵涌上长崎接头观光，鉴于之前的冲突，丁汝昌命令水兵不得携带武器上街，以免生事。
但在广马场外租界和华侨居住区一带，中国水兵遭到了日本警察有预谋的伏击，数百名日本警察将各街道两头堵塞，看见中国水兵便挥刀砍杀。当地居民也受到煽动，从楼上往下浇热水，掷石块，还有人手执刀棍，参与混战。中国水兵猝不及防，手无寸铁，又散布各街，结果吃了大亏。混战结果，水兵被打死5名，重伤6名，轻伤38名，失踪5名。日本警察被打死一名，伤30名，此外市民负伤多名。
双方事后通过外交和司法途径开始谈判，然而直到次年2月才达成协议，称这次冲突是语言不通而彼此误会，并没有追究责任和是非，并对死伤这各给抚恤：军官、警官的恤金每人6000元，水兵、警察恤金每人4500元。水兵因伤残废者，每人2500元。合计日方共付恤金52500元，中方共15500元。此外长崎医院的医疗救护费2700元，由日方支付。
“长崎事件”反映了日本民间的情绪，从此，“一定要打胜‘定远’”，成为日本海军军人的一句流行语。甚至连小学儿童游戏，也把孩子分为两组，一组扮成中国舰队，另一组扮成日本舰队，进行捕捉“定远”、“镇远”的战斗游戏。
然而八年之后，北洋舰队又装备了比“定远”、“镇远”更强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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