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抗日死后，家里之所以生乱，原因是他留下了不算的一个摊子，当然不是穷摊子。
房子变卖的话也有几百万，他的几十年收集的抗战物，也难以估价。他没有儿女，但有亲戚，尤其一位侄子在觊觎刘抗日的遗产。后来又冒出个自称是刘抗日的亲子，是刘抗日第一位妻子生的。刘抗日结过一次婚，磕磕碰碰的婚姻，勉强维持了三年解体了，没听有过孩子。
虽然秦谢在公开场合宣布了她同刘抗日的关系，但是重要的凭证——结婚证没有，这是个很大的短板。为什么没有领结婚证？想当初，艾椿同女弟子不敢面向阳光，就画了张结婚证。也算是画饼充饥。
艾椿有位老友，北方人氏。原来老夫老妻相依为命，后来老妻亡故，独自艰难生活。有儿子儿媳，但很都不孝，不仅常年不嘘寒问暖，还巴不得老父早死，继承一百多平米的闹市区房产。老头孤苦十年后，七十五岁时从农村找了一位他十多岁的寡妇当家政，属于可以陪床的家政。
寡妇的儿子很孝顺，但是孩子多，靠打工艰难维持生计，无力照应老母。这位农村寡妇对城市老头照顾有加，而且擅长面食料理，除面条、饺子、蒸馍外，还能锅贴水煎包、焖面、焖饼、烙饼等，吃的老头十分开心。老年人的快乐很大一部分在吃的调和。一晃十年过去，老头患了前列腺癌，还是由艾椿找了医界友人大鼻子动的手术。
毕竟是八十岁以上老人，手术以后身体大不如以前，大部分时间卧床不起，家政为老头里里外外忙，变着法儿面食翻新，但老头食欲不振。老妪也是进七十岁的人，加上为老头发愁，健康也每况愈下。
老头有一天喊来艾教授，要去领结婚证。卧床不起的老友要同一心照顾他的家政领证，艾椿先是一愣，随之明白。便叫来女婿乔律师，用他的私家车载着老头老妪直奔婚姻登记处。领完证之后，老头再去公证处，他将写好的遗嘱用麻木的右手艰难的掏出来，交给公证处官员，完成了遗嘱公证。
公证书上写着，他的一百三十米的房子所有权归他妻子所有。没有想到的是，离开公证处，老妪扶老头上车以后，紧挨着他的老新娘，竟无声无息的倒在妻子怀里，终结了他的生命。
艾教授讲述这段他亲历的现实中的故事，旨在明，这个老头在生命终结之前，完成了他生命最后的一项负责任的使命。
谢晴母女当然明白艾教授讲述的含义，但是刘华民馆长没有这样做，他同艾教授的那老头不一样，老头已经奄奄一息，自知生命即将完结，但刘馆长不是，看起来还挺有精神，他自以为至少还能活几年，谁能料到，发生高血压引起的突发大面积心肌梗死，这是措手不及的。
自以为生命还不会很快完结而突然完结的人，世上比比皆是，要不怎么有“生死难料”的成语？。
没有想到生死难料，发生在刘馆长身上。世上没有想到的事太多太多！
刘馆长过世后，他的那位侄子和前面一位同他同居的女人带着刘馆长的所谓血脉男孩，时不时来吵闹一番，也让谢晴母女的日子过的不甚安宁，过日子谁不希望安宁？所谓健康是金，安宁是银。
刘馆长过世四个月后，秦谢身体忽觉慵頼，做事打不起精神，腹部似乎有个肿块，谢晴陪女儿去医院，找到一位妇科医生，她丈夫捐出过一把侵华日军军刀，夫妻两人都是刘抗日纪念馆的支持者，所以谢晴同这位女大夫很熟络。经过妇科大夫检查后，她把谢晴叫到一边问：“女儿怀孕了，你知道不？”
谢晴大惊失色。自己的女儿是什么人，当母亲的一般最清楚不过。自从刘馆长往生，女儿的时间基本上花在纪念馆的整理上，坚持每天对外开放，接待来访者和捐赠者，没有时间外出接触人。而女儿可以肯定没有什么男友，她在为丈夫守孝期间，怎么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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